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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.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

        当前阅读:       发布时间:2015-03-13

         

        【编者按】梁漱溟上世纪30年代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,主张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特殊国情,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,从农村入手,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主力,以教育和合作为手段,救活旧农村,创造新文化,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。尽管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,乡村建设之路并未走通,但仍对我们当前的新农村建设、弘扬传统文化、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

         

        刘庆亮

         

       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,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。但是,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形势,中国的社会转型走得异常艰难。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,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,各种社会改造、民族自救的方案和实验层出不穷。

        在“向西方学习”和“以俄为师”的时代大潮面前,1927年梁漱溟公开宣称:中国既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,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,中国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是他的乡村建设之路!

        梁漱溟认为,辛亥革命的失败,共产党国民大革命的挫折,其根本原因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,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。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,则是立足于中国“伦理本位,职业分立”的特殊社会,以传统文化为根本,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,重新构建社会秩序,要替中国开出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。

        更难能可贵的是,梁漱溟不尚空谈,注重实干,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七年多的乡村建设运动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为山东创建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

         

        1931年来山东之前,梁漱溟曾先后在广东和河南搞过“乡治”和“村治”,因为政变和战争这些实验都归于失败,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却日趋成熟。由于乡村建设工作有利于地方发展,也是对外标榜的政绩,所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梁漱溟给予了大力支持。

        梁漱溟之所以最终把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(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)安置在鲁中地区的邹平。是因为邹平离济南不远也不太近,不太富裕也不甚贫瘠,人口只有16万多,是个典型的农业小县,比较符合实验要求。616日,在县城东关门外的一个不大的院落,研究院正式开学,乡村建设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序幕。在他的实验方案中,是要把研究院办成山东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:

        一是山东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中心:研究院下设研究部,任务是“广泛研究乡村问题,为学术界开风气”,招生对象是大学毕业生,学制两年,每届2030名,先后共招生三届,共培养山东籍学生66名,外省附学生10名。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留在了研究院或各实验县,成为乡建工作的中坚力量。

        二是山东乡村干部的培训中心:研究院下设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,招生对象是中等学历的2035岁的青年,学制一年,每届学生300名左右,学生毕业后直接下乡从事乡村实验。当时,山东有107个县。研究院的目标是为每个县培养10名以上学生,以便有足够的人力推动实验工作。研究院划片招生,前后共招生四届,培养学生共1400多名。此外,研究院还通过各种短期培训班培养学生近2000名。这“四千弟子”成为乡建工作的骨干力量。

        三是山东乡村建设的指挥中心:研究院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区,先是1931年选定的邹平,1933年增加了菏泽,1934年增加了济宁,1935年济宁所属的鲁西14个县全部划入实验区范围。各实验县的县长由研究院提名选派,然后再呈请省政府任命。根据1932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县政改革方案,各实验县可以截留地方税收的50%作为试验费用。这样,研究院就具备了相当大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,有“山东第二省政府”之称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把社会办成一所大学校

         

       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称为“知识分子下乡运动”。那么,这些知识分子来到陌生的农村,如何开展建设乡村的工作呢?按照他的设计,就是要发挥知识分子有知识、有眼光、有技术的优势,对农村进行广泛的教育,促进农民自觉,提高农民素质。

        与众不同的是,梁漱溟所说的教育,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教育,而是“政教合一、以教统政”的社会化教育。19337月,邹平的“县政改革”把基层的行政机关全部撤掉,村公所撤了设村学,乡公所、镇公所撤了设乡学。乡学和村学既是乡村行政机关,又是乡村教育机关。其实质是“行政机关学校机关化”,借以避免行政的暴力和法律的冷酷,而改用传统的礼俗和教育等柔性手段。最后,邹平原来的7个区、345个村,改建为14个乡和316个村(过小的村与大村合并)。至1937年,共建乡学14处,村学271处,总计285处。

        村学人员分为四部分,学众即全村的男女老幼,分别设有成人部、妇女部、儿童部和高级部;学董负责具体村务,学长是公推的德高望重的乡村领袖,教员是研究院下派的“先生”。乡学的结构与村学相似,是高一级的社会组织。

        村学和乡学有两大鲜明的特点:一是社会学校化:整个一村俨然象一个学校,整个乡也象是一个更大的学校,其实质是“教学做合一”的大众教育和社会教育。研究院因地制宜地编写了一系列乡土教材,除读书认字外,重点是进行农业科技、传统道德、文明习惯的培养。二是立足儒家传统:作为新的社会组织,村学和乡学是乡建工作的核心,也是梁漱溟构建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。他号召“大家齐心向上,学好求进步”,这是对北宋“吕氏乡约”的补充改造。一方面,立足于中国“人生向上,伦理情谊”的固有传统精神,积极倡导敬长、尊师、尚贤、恤贫、睦邻、扬善、抑恶等传统道德;同时,禁止各种陈规陋俗,如缠足、早婚、吸毒、赌搏、斗殴、不洁等。另一方面,通过教员设计并推进乡村建设,增加了科技推广、提倡合作、流通金融、公共卫生等新的时代内容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把民众引向经济合作

         

        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“团体组织,科学技术”。梁漱溟认为,这两点是西方人的长处,也恰是中国人的短处。抓住这个关键,不仅可以培养民众的纪律习惯和自治习惯,还能提高经济收入,最终实现“以农业引发工业”的目标。

        研究院建立了实验农场,专门负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。农场先后举办了两届农品展览会,向农民宣传科技知识。当时,从各种先进的外国家畜、农作物品种,到各种新式工具、农药、化肥等,可以说,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,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。

        如何让民众掌握这些农业科技呢?他们在各村学、乡学中择优选拔“表征农家”,与普通农家进行对比实验。此后,实验农场负责为踊跃参加改良的农户提供良种、技术指导,如果没有资金,金融流通处提供贷款。最后,产品统一回收外销。但是,有一个前提,即一家一户来申请这些帮助不行,必须是几十户、至少是十几户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才行,目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个体生产方式,这与当下盛行的农业合作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,而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把“产供销”做得很市场化了。

        当时,邹平实验县做得最好的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。时任实验农场技术员的李元贞回忆说:“美棉产量每大亩收籽棉300400斤,其他棉种每大亩则不足120斤。那时,十斤棉花的收入就顶一斗粮食(重60斤),一大亩棉花,亩产400斤,可顶粮食2400斤。而种粮食,产量只有200来斤。”19321935年短短三年,棉花合作社数量增长7倍,社员增长12倍,棉田增长32倍。目前,全球最大的棉纺基地魏桥创业集团崛起于邹平,这与当年的美棉推广不无关系。

        1936年底,按照“因地制宜、分区推广”的原则,邹平建立了棉花、林业、蚕业、信用、庄仓、购买等六大类,社数总计307所,社员总数8828户。

        此外,研究院还在行政改革、公共卫生、移风易俗、民兵自卫、学校教育等领域做了相当多的实验工作。一时间,邹平上下,气象一新,来参观访问的国内外社会名流和团体络绎不绝,邹平成为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县级单位。

        但是,梁漱溟的乡村建设,绝不仅仅是着眼于邹平或者山东,而是放眼全国。研究院通过《乡村建设》、《邹平实验县公报》以及邹平乡村书店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;在山东邹平、河北定县、江苏无锡先后召开三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,成立“中国乡村建设学会”;同时,积极扩大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。1935年山东省政府制定了一份具有“国防意义”的三年计划,把全省107个县划为10个行政专区,推广邹平和荷泽的乡村自卫模式。到1937年,实验区已经推广到全省的74个县。但是,历史留给梁漱溟的时间却不多了!

        19371013日,日军打到了山东的黄河北岸。1124日清晨,敌机轰炸了邹平县城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炮火中化为灰烬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把问题留给后人思考

         

        诚然,如果没有日本侵华,乡村建设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,取得更多成效。但是,梁漱溟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认识,依靠军阀进行改良;他对中国社会特征的判断有些脱离现实;乡村建设的很多实践也违背规律。这些局限,则注定了其失败的宿命。

        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走不通,但30多年来,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正越来越多地被重视,目前已经成为持续的学术热点和广泛的社会话题。其中,有三个方面被关注最多:第一,梁漱溟批评了近代历次社会改造运动对农村的忽视,主张以农立国,重视农村建设,强调农民教育,倡导农民自觉,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。这对当前解决“三农问题”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第二,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,又不同意死守国粹,而是主张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,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,并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,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。这对我们如何弘扬传统文化,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作用,仍然有很深刻的启发。第三,乡村建设时期,有几百个知识分子追随着梁漱溟,毅然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,拒绝纸上谈兵,脱下西装,深入民间。他们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和地位,而是为着救国和建国的社会责任。当下,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需要这样的精神和行动,如志愿者活动、科技下乡、文化下乡、大学生村官、农村支教等等!

        也许,梁漱溟乡村建设最大的价值,不在于他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,而在于他提出了我们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上的基本问题: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,是西方化,还是东方化?是依法治国,还是以礼治国?是以农立国,还是以工立国?是农业引发工业,还是工业反哺农业?是以城市为本,还是以乡村为本?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?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应该如何实现?

        历史如滚滚江河,奔流向前,永不回头。但是,梁漱溟当年思考过的问题,我们今天依然面对。他生活的年代并不遥远,却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。

        (原稿发表于山东省委主办的2014年第9期《支部生活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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